文章谈论的是学术写作之事,‘两个证据规定’实施状况评估研讨会

2019年11月26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刑事诉讼法 随笔 [ 导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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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是陈卫东教授为其高徒兼好友李奋飞教授著作《中国刑事程序的当代命运》所作之序言。但是读罢却能让不同法律部门的人感慨万千。何也?文章谈论的是学术写作之事,但凡是做学问的人,无不能从中受到启发——本文痛击了当今学术写作领域的一些华而不实的风气、重发表不重引用即忽视质量的歪风邪气、摒弃简白叠床架屋的故弄玄虚的浮夸气。对于如何写好一篇文章,本文给出了有力的答案。[
内容摘要 ]
论文也好,随笔也好,生产的首要目的是让大家阅读。而遗憾的是,当今学术论文产出量几何数字激增,但阅读量却不见增多,很明显的一个例证就是,诸多论文引用率为零。这是学术的一种悲哀。似乎论文生产的意义只在于发表,只在于发表之后可能带来的个人收益,而不是促进知识增长和理论互惠。[
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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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与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承办的“‘两个证据规定’实施状况评估研讨会”在海口市举办。参加本次会议的包括来自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室、中央政法委政法研究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改办、公安部法制局和山西、陕西、河北、江苏、上海等省、直辖市法院、检察院、公安系统的实务界人士,以及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海南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知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卫东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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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论

在我的学生当中,李奋飞博士有点特别。他特别能讲,特别有想法,做起事来也很特别。别的不说,出版这样一本书,或许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例证他的这种特别。

涂云新   秦前红 (进入专栏)
 

开幕式上,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室、中央政法委政法研究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改办、公安部法制局的领导分别致辞,并结合各自所在部门的具体情况,介绍了“两个证据规定”实施以后的运行状况。

——兼评陈兴良《司法的最高境界是无冤》

就广受关注的大案聂树斌案而言,无瑕疵的真相比几个月的等待更能被接受。相关司法机关要做的,就是严格依法进行复查,以对历史负责、对法律负责的态度,给出公正答案。

言归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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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会议分四个单元围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践与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35条的实践与技侦证据的使用”以及“两个证据规定的其他问题及新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与适用”话题展开讨论。讨论中,海南、山西、陕西、河北、上海等省、直辖市法院、公安系统的实务界人士介绍了本地区“两个证据规定”的实施状况以及实践经验,学术界代表也积极进行评论,会场气氛热烈。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在辽宁沈阳对聂树斌案再审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聂树斌之家属经历21年的平反之路,终于迎来了最终的胜利。

继6月11日决定延期三个月的复查期限后,昨日上午,山东高院对外宣布,聂树斌案因案情复杂,经最高法批准,决定再次延长聂树斌案复查期限三个月,至2015年12月15日。聂树斌母亲张焕枝签收延长复查期限通知书。

应该说,奋飞博士的学术品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凭我的感觉,在最近的两年中,他的论文出产量并不高,在当今学术评价指标化的环境中,作为他的老师和朋友,我还真有点为他担心。然而,当他把这本书的稿子呈送给我时,我的这种担心成了多余,甚至可以说变成了赞叹。奋飞竟敢冒着可能被学术界蔑视的风险,在黄金的两年中,不“做”大论文,专攻“小文章”。而更可贵的是,这些“小文章”,在我看来,远比时下众多的“大论文”优秀。

  

陈卫东主任在总结发言中指出,本次会议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即将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前夕举办,具有重要意义。很多与会人员都直接参与了草案的制定,来自学术界的各位专家也基本上都是本学科最优秀的学者。大家围绕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探讨已有的规定和即将出台的规定,提出了非常有效的破解方案,理论紧密联系实践,针对性很强。本次会议话题集中,从证据问题到非法证据排除和技术侦查证据的问题,探讨非常深入、透彻,这对于刑事诉讼法界在中国的刑事法治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起到了重要作用。法治建设任重道远,在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法治话题仍将为刑事诉讼法主导。

西谚:迟来之正义非正义。这场历经21年的申诉,无数有良知的律师、法学教授、学者的呐喊与呼吁,这里有贺卫方、何兵、徐昕、杨金柱、陈光武、李金星等等,正是因为他们的坚守,让聂树斌从一个无名的小卒到全中国家喻户晓。2016年12月2日聂树斌改判无罪的消息,不仅是各大新闻媒体的头条,也是社交平台包括微博、微信转发最多与评论最多的话题。

这已是聂树斌案复查第二次延期。再度延期的消息甫出,也牵动舆论视线:有人质疑其“久拖不决”,理解者亦不在少数。

很明显的一个理由是,这些“小文章”好读。

  原载《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7期(总第285期)。本文发表时有删节,此处为原稿。

与会各方对于本次会议给予积极评价。

斯人已去,沉冤昭雪!可以想像,聂树斌当年跪在雪地里,面临枪决时内心的痛苦与挣扎。“哀莫大于心死”,如果那时冤枉都不曾喊,对司法黑暗之怨恨,我们又如何能用语言来表达。可笑的是,定罪时所谓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而且是“证据确实充分”;改判无罪时也是所谓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又变成了证据不足,坚持疑罪从无。法律就象牛皮糖一样,有罪也扯得上,无罪也扯得上!法律人的悲哀,莫过于此?司法的纠错机制与立法、行政的纠错机制一样,是一个国家文明、民主、自由的象征。没有掌握宇宙真理的人与机构,任何人与机构都会犯错,一个社会其实是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中前行与进步。

人死不能复生,但真相值得追寻。聂树斌案铸案至今已有20年,申诉时间超过10年,之于其家属和公众,追问此案真相的意义已超出个案是非本身,更关乎司法纠错的决心。而原案办理留下的诸多疑点,和调查过程中律师发出的案卷作伪质疑,也累加着舆论追问真相的动力。

也许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但我必须说,这点至关重要。论文也好,随笔也好,生产的首要目的是让大家阅读。而遗憾的是,当今学术论文产出量几何数字激增,但阅读量却不见增多,很明显的一个例证就是,诸多论文引用率为零。

  

(编辑 杨默)

聂树斌案给后人留下来的很多启示,最重要的应当如何避免冤假错案,如何建立有效的申诉制度,审视并修改我们的刑事诉讼制度。

从司法实践角度看,山东高院延期也是源于现实考量:刑事诉讼法本没有就申诉复查期限进行规定,但最高法在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中,作出了“至迟不得超过六个月”的规定。这是根据一般情形及司法效率而制定,也是为了给法院内部自我加压。如今,聂树斌案的申诉复查已突破了司法解释设定的审查期限,并不意味着司法解释规定的期限就不具有约束力。

这是学术的一种悲哀。

  【作者简介】1.
涂云新,男,汉族,四川渠县人,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挪威奥斯陆大学(University
of Oslo)国际人权法硕士,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宪法、国际人权法。2.
秦前红,男,汉族,湖北仙桃人,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宪法基础理论、比较宪法、地方制度。

一、所谓无冤是实体正义的另一种表达

放眼全国而言,如聂案般的疑难复杂案件毕竟是个例。对特别疑难复杂的案件在期限上可以批准延长,在刑事诉讼法里体现得很充分,如该法155条规定:因为特殊原因,在较长时间内不宜交付审判的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由最高检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延期审理。这也是基于案件办理的实际需要和人权保障之需。

似乎论文生产的意义只在于发表,只在于发表之后可能带来的个人收益,而不是促进知识增长和理论互惠。而论文不求阅读只求发表的现状,又导致另一重困境——论文越来越长,品质却越来越低。

  

陈兴良教授在《中国法律评论》上发表了《司法的最高境界是无冤》的文章。通过对赵作海、佘祥林、于英生、张氏叔侄这四大冤案,进行了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是司法的最高境界是无冤。

而今,最高法批准聂案复查再次延期,也与上述意图一脉相承:拿时间换空间,让时间服从案件复查,而非由时间逼着复查走。这本质上也是对司法规律的尊重,犹如取消结案率等考核指标一般。正如有法官所说:不能因为赶时间,对事实和法律不负责任。若一味地受制于规定的期限匆促作出结论,让真相打了折扣,那是更大的不负责任。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复查合议庭没跟着外界质疑声走,而是根据复查需要层层报请延期。

所以,学术需要“打假”。

  【关键词】司法 民意 司法权威 专业论 民意论 回应型司法

纵观陈兴良教授对赵作海、佘祥林、于英生、张氏叔侄四大冤案的解读:

上次复查听证会后有参与人员感慨,聂案的复杂程度远超想象,公众也一再呼吁所涉及的疑点须全面查清。眼下在法庭还没敲槌定论前,舆论声一浪高过一浪。有些人甚至从公开渠道获知的只言片语中,对案件事实进行推断。在此情境下,相关司法机关要保持对案件事实高度负责的司法定力,并以此回应舆论质疑。对于异地复查可能遭遇的掣肘,司法部门也该有充分准备、合理应对。

奋飞及时出现。他的“打假”不是揭露剽窃抄袭、学术腐败,而是自觉地在寻求学术突围。

  

1.赵作海案是刑讯逼供的恶果;2.佘祥森案是政法委不当协调出错案;3.于英生案是有罪推定陷歧途;4.张氏叔侄案是留有余地判决埋祸根。

说起来,聂案从定案到现在,其间伴随着中国法治进程或者说理念、技术等维度的巨大变迁,这也决定了其历史性意义。在此背景下,无瑕疵的真相比几个月的等待更能被接受。相关司法机关要做的,就是严格依法进行复查,以对历史负责、对法律负责的态度,给出公正答案。

他的这种突围体现在,他尽量用“简白”的话将道理说明白,力求让文字变得生动、易读。当他能用两三千字将一个问题解释清楚时,他绝不用叠床架屋,“整”出一篇两三万字的论文——那是在害人,浪费读者宝贵时间。

  内容提要:
经由一系列全民高度关切的个案而引发的法院审判与民意诉求之间的角逐与较量成为转型时期司法所必须直面的难题,其核心的法理学问题仍在于司法裁判的权威和公信力,如何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中与大众的法律表达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专业论者主张民意并不能代替法官在案件中的专业主义判断,民意论者主张司法判决应该径行吸纳民众的见解,回应论者主张在法院独立审判的基础上回应一定时期内的民意。基于司法在宪法体制中的功能设计和当今中国民意表达的现实问题,中国应该以“回应型”司法哲学处理司法与民意之间的关系,这将会促成司法之殇与民意之难现实困境的法理破解。

其实上述刑讯逼供、政法委不当协调、有罪推定与留有余地的判决,都不是实体法的问题,都是诉讼法上违反程序正义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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