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德国民法典究竟是关乎德国发展是怎样的地位呢,统一为德意志帝国

2019年11月28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民法 西方法律思想史 [
导语 ]
法学家要重视罗马法学的模板性作用,一方面要具有历史的感知力,彻底认识民族的共同意识,拥有对历史的直观能力;另一方面也要具有体系的感知力,感知基本原则,探究所有法学概念和规则的内在关联和相似性,将每一概念和规范纳入整体及其相互作用之中予以审视,拥有体系的建构能力。[
内容摘要 ]
在对于“法是什么”这一问题上,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界定,包括了法就是善、法就是主权者的命令、法出自司法者之口等,而萨维尼认为,法的生命在于科学化的法学或者法律科学。在法学发展的历史上,无论是普赫塔的概念法学、耶林的功利主义目的法学、黑克回应自由法学的利益法学、拉伦茨的评价法学等,都深受萨维尼的影响。[
内容 ]

两百多年前的德意志可谓内忧外患:内部的宗教改革非但未能完成民族统一的使命,反而将德意志兰这片土地演变成各国利益寻租的战场,而外部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更无异于雪上加霜——1806年,当弗兰茨二世的皇冠被拿破仑的刺刀挑落在地时,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也随之走下了历史舞台。

当初复习司法考试的时候,法理课讲到潘德克顿法学派,但为了应付考试,不求甚解,一直没有搞清楚潘德克顿是什么意思?还胡乱猜测,莫非是一个人的名字?一个家族姓氏?贻笑大方。

人们可以看到,在有据可查的历史发展的最早时期,法律就已具有了为某个民族所固有的特征,就象他们的语言、举止和构成有自己的特征一样。不仅如此,这些现象绝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不过是自然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某个民族所独有的才能和取向,它们只是特定属性的表象。把它们联结为一体的,乃是民族的共同信念和具有内在必然性的共同意识,而不是因偶然的和专断的缘故而产生的观念。[259]

我们去了解一个法典的真正价值可以是很多方面去理解,首先要关注它的真正地位以及给这个国家在建设当中起到怎样的作用,是推动还是滞后的,都是评价其历史地位的依据,关于德国民法典究竟是关乎德国发展是怎样的地位呢?

在萨维尼之前的理性法时期,法学是哲学家架构整全的哲学理论的一部分;理性的自然法外在于实在法,之后为避免理性法的空洞,又将实在法嫁接到理性法之中。面对理性激荡的革命风暴,萨维尼采撷了赫尔德的理论,祭起历史的大旗,将目光转移到文化力量和民族精神上。历史不是外在于理性,其自身就包含了理性;法并非产生于理性法的概念中,而是植根于历史的王国,建立在历史的连续性上,中世纪的罗马法指示了古代罗马法与近代欧洲法之间的关联。当代法是通过法学的历史性而非理性法的抽象被预先确定的,此时,教义学的体系将当代罗马法的材料同样建立在历史连续性上,历史性的法提供了法学的材料。这告别了理性法,揭示了法的历史教义学和历史社会学方向,法学赢得了与哲学相抗衡的新地位,此后法的历史性反思体现于19世纪所有重要的法学流派中。但是,萨维尼仍然继承了自然法的传统,认为所有法的共同任务可以被溯归至人类本性的道德规定,法虽然不考虑意志的道德实现,但善从自由中生发出来,法要保障个人善恶选择的自由意志可能性,而善良风俗、公共秩序等尽管与法拥有共同的目标,但却处于法领域之外。因此,法服务于人类的道德尊严和自由,但并未据此丧失其独立的存在,这也蕴藏了康德关于区分合法性和合道德性的形式伦理学观念。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而又有所不同,其后1814年的维也纳会议演奏着和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谈一样的主题与旋律,但十九世纪的曙光也为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国家建构提供了新的场景和舞台。在这一历史使命中,法律应当扮演什么角色?如何对待神圣罗马帝国的法律遗产?这些问题引发了一流法学家们的深入思考,而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则是萨维尼和蒂堡之间围绕统一民法的那场论战。

今天阅读了王明中先生撰写的《民法文化与中国民法典化》一书,大致概括了潘德克顿法学派的由来。德国民法典是在法国民法典诞生之后一百年才颁发,前者没有完全移植后者的内容,而是自成一派,与后者地位同等重要,现代学者常常将两者进行比较,可见两者历史地位及对世界产生的影响。

显而易见,历史法学派的理论与古典自然法哲学家的理论是尖锐对立的。启蒙时代的思想家认为,只要诉诸于人之理性,人们就能发现法律规则,并能制定成法典。历史法学派则厌恶制定法,强调理性不及的、植根于遥远过去传统之中的、几乎是神秘的“民族精神”观念。[264]古典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无处不在且无时不同的,而历史法学派却认为法律制度具有显著的民族特性;古典自然法学——基本上作为一种革命的理论——面向未来,而历史法学——作为一种反对革命的理论——则面向过去。拿破仑的失败和维也纳会议的召开使欧洲出现了一个政治上的反动时期,帝国王朝的“神圣同盟”就是其间的表现,而历史法学派实际上就是这种反动在法学上的表现。在评价历史法学派时,我们不应忘记萨维尼是一个憎恨法国大革命平等理性主义的保守贵族。再者,他还是一个反对法兰西世界主义理论的日尔曼民族主义者。他极力反对《拿破仑法典》,并力图阻止德国也制定类似的法典。这些事实解释了他为什么不喜欢制定法,反而强调沉默的、不可名状的和意识所不及的力量是法律发展的真正要素——任何立法者都不得干扰这些要素。

关于德国民法典究竟是关乎德国发展是怎样的地位呢,统一为德意志帝国。《德国民法典》以其卓越的立法质量、高超的立法技术以及严密的逻辑力量而被世人所称颂,可谓是可与任何一部重要的法典相匹敌的。对于我国而言,《德国民法典》对中国民事立法的影响可谓深远,从清末修律到《中华民国民法》乃至今日,无不都有《德国民法典》的烙印。在当前我国法制建设的大环境下,在我国民法典修订被提上日程的大背景下,对《德国民法典》展开深入的研究有其深刻的时代意义。

这种思想反映到萨维尼的法律渊源理论中。他将人类生活本身——他用了一个稍显神秘的词汇“民族精神”——作为法的最初产生根据,所有的实在法最初都是民族法,习惯仅仅是实在法的标志而非根据。但是,存在于民族精神中的法所采取的形式并不是抽象的规则,而是“处于有机联系中的法律制度的生机勃勃的直观”。为了赋予实在法一个清晰的外在形式,民族法即以立法(制定法)和科学法(法学,或者法律科学)作为两种有机组成,甚至“早期的民族法最主要以及最为重要的部分,通过立法和科学法予以处理,民族法就几乎被制定法和科学所完全遮蔽,继续存在于制定法和科学之中”。立法也可能是理性主义立法者的命令而与民族精神脱钩,萨维尼为了克服这一点,几乎没有反思地认为“立法者并非外在于国族,而是汇聚了国族的精神价值观念和需求”,而将立法者视为民族精神的真正代表之一。但是,萨维尼对立法同时设置了界限,将立法限制在对民族法具体细节的不确定进行补充和促进法发展这种作用的界限内。如果民族精神中某一具体的趋势是清晰可见的,则可以通过立法强有力地支持这种趋势,然而这种趋势并不能被立法创造出来;如果完全欠缺这种趋势,基于政治性目标变革实在法的立法,只会使现状更为变动不居且加剧其革新难度。立法者也不能任意妄为,必须根据“有机法律制度的最为完整的整体直观”,“通过人为程序而构造出制定法的抽象规定”。

1814年6月,蒂堡在《论统一民法对于德意志的必要性》一文指出,当时德意志全部的固有法律只是一堆大杂烩,充满了彼此矛盾、相互否定、光怪陆离的规定,以及法官与律师们的模棱两可、含混不清,而除此之外,作为当时法律主要渊源的罗马法不符合德意志的现实情况。蒂堡认为,制定一部统一民法典能够促使市民产生共同的道德习俗和规则观念。这便是蒂堡“政治分裂,法律统一”的方案,其目的实际是想借市民社会法律的统一促成德意志国家主权的统一。

两部法典的不同,源自于地域文化与社会发展情况,德国历史悠久的农奴制,直至十九世纪初才被废除,是的德国整个国家基本上都是农村,城镇人口占极小比例。农业跟手工业,是阻碍德国法律健全的主要原因,正如我国历史上封建制度,民法完全融入刑律之中,没有专门的民法部门法。在农奴制废除之后,德国开始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1820年,德国出现第一条蒸汽船,这也象征着德国进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19世纪后半期,德国工业化得到快速发展,追赶上老牌帝国英国的工业化程度,可以说,德国用三十年时间,完成了英国一百年的发展。

尽管德国在1874年才开始制定《德国民法典》的历程,但是制定一部德意志统一的民法典的努力从拿破仑战败之后便已经开始了,其标志便是蒂堡与萨维尼之间展开的一场关于是否需要制定民法典的大论战。作为自然法学派代表的民法学家蒂堡从实现德意志民族统一的政治立场出发发表了一篇《论统一德意志民法典的重要性》,呼吁以自然正义、理性为指导思想,制定一部清楚、详尽、统一的法典,以促进工商业和法律的发展,进而促进国家的统一。对此,作为历史法学派代表的柏林大学法学教授萨维尼立即发表了一篇名为《论当代立法和法理学的使命》的文章作为对蒂堡主张的反驳。萨维尼主张,法在任何地方都是通过内在的、潜移默化的力量,而不是通过立法者的专断一直形成的。法在民众信念中产生、变化,即存在于民众信念中。萨维尼从民族精神的角度,提出民族精神并非一成不变的,它随着社会客观存在的变化而发展,这与法典编纂所寻求的确定性与安全性自相矛盾,一旦法典编纂事业完成,必将阻碍法之发展。因此,萨维尼反对法典的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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