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讨论人工智能切入司法裁判的需求背景以及可能出现的发展方向手机版下载:,并按照严格限定错案责任标准认定法官责任

2018年8月29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法的社会作用
法律调整及其机制 司法制度 [ 导语 ]
计算机科学在与法学结合的道路上,一直试图将司法流程中的裁判环节以计算机模型化的方式表述出来。只是已有的不成功模型说明了将法官的推理裁判过程降格为简单、可重复、固定、先验但同时又需包罗万象的逻辑模型,可能是个片面误导性的做法。因此,在司法裁判人工智能化的研发进程中,需要斟酌的不仅是技术上的障碍,还应考虑法官的接受度和实际效用。这虽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困难的问题,但却是裁判人工智能化应用研究的起点。[
内容摘要 ]
笔者将会继续结合国家对于整个司法结构与功能的预设,来讨论人工智能切入司法裁判的需求背景以及可能出现的发展方向。[
内容 ]

国家2011协同创新研究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如果不对我国法院在实践中施行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在实体上和程序上进行合理的限定,建立必要的明确的法官责任豁免制度,很容易导致法官不敢独立审判、不愿独立审判乃至不能独立审判,最终使‘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目标落空。”
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肖永平26日在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的座谈会上作如上表述。当日,来自全国20位法学院校校长(院长)就司法改革发表了看法。
现实之困:错案倒查,法官自由裁量权如何保障?
从河南赵作海案,到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再到“萧山5青年劫杀案”……近年来,一系列有社会影响力的冤错案件被依法纠正,持续引发关注。
针对社会此起彼伏的呼声,去年8月,中央政法委出台首个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要求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要终身负责,并建立健全冤假错案的责任追究机制。今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也进一步明确要“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
对此,有专家提出,一味地强调“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有可能剥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本质。
事实上,专家的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正如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徐忠明所言,“现实生活中,如果一旦发现案件错了,就会有‘做死’的想法,因为一旦翻出来,就有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受到惩罚。”
在这一背景下,一些法官出现不敢独立审判、不愿独立审判乃至不能独立审判的情形。
有媒体指出,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办案人员办错案,也可能是因为迫于严打的压力,或者迫于“有关领导”的压力。
对此,肖永平指出,当前,中国司法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处理好保障裁判者独立行使审判权与防范裁判者渎职或者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关系。
源头治理:应严格限定“错案”的认定标准和范围
肖永平认为,为了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不受影响,应严格限定“错案”的认定标准和范围。
事实上,一些媒体和规范性文件所使用的“冤假错案”只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一般说法,因为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对“冤案”和“假案”均没有法律描述,只列举了上级法院可以改判的一些情形,这些情形可以称为“错案”。而“冤案”和“假案”,只是错案的特殊形式,或者说是错案中最严重的情形。
肖永平说,在司法实践中,冤案和假案的比例很小,如果真正发生冤案和假案,纠正起来也比较容易。错案却不同,凡是违反法律规定,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只要定性不当、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有重大问题等等,都可能列入“错案”的范畴。
为此,他建议,对“错案”的认定还应进一步限定、明确,对于程序、实体上存在瑕疵或错误的案件,如果通过二审、审监程序加以纠正的,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可认定质量瑕疵案件,没有必要归为错案追究责任。对于造成严重后果的,也还需要考量法官是否存在牟取私利、有违中立地位的情形。
“据我了解,还不存在单纯因为质量瑕疵而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肖永平建议,错案责任追究的对象主要是冤案和假案,对其他类型的错案应该严格限定认定标准和范围,建议以承办法官存在主观上的“故意和重大过失”为必要条件。
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李友根也认为,至少是重大过失的、枉法裁判导致的冤案,才可能“终身追究”。
过程控制:明确错案责任追究的启动条件
“再精密完善的司法制度和再公正高明的法官,也不能保证绝对不发生‘错案’,因为错案的判断具有不确定性。”
肖永平说,在现代法治条件下,不同法官因对证据的采信、新证据的出现、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法律规定模糊、法官固有的自由裁量权的认识不同,都可能导致不同法官对同一个案件作出不同的判决。因此,不能简单地根据一份“正确”的判决就认定其他不同的判决是“错误”的判决。
在肖永平看来,一个现实可行的选择是,根据法官的具体外在行为,如对法定诉讼程序的违反、中立地位的背离(私自与对方当事人或者律师聚会、就餐)、当事人利益的损害等,评价其是否已丧失作为法官所必备的公信力、公正性,并以此为标准追究法官的责任。
“‘错案’的结果只是启动这种责任追究的必要前提,而不是充分条件。”肖永平强调。
肖永平建议,应借鉴医疗事故的鉴定方法,建议由法官、检察官、法学专家、仲裁员、立法工作者、律师、公证员、执法监督员、人民监督员等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组成错案责任认定委员会认定错案,并按照严格限定错案责任标准认定法官责任。
肖永平提醒,尽管法官裁判应该兼顾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对“错案”的判断标准应该以明文的法律规定为根据,避免以其他效果为根据认定错案,否则会导致“错案”范围的扩大化,也可能会使裁判者无所适从。
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则提醒,对于错案,要实事求是具体分析,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如果是公安或检察环节出现问题,那就不应该把板子打到最后法院的这一关上。”
制度预防:建法官责任豁免制度,设法官遴选和惩戒委员会
一个现实难题的解决,离不开制度设计的改良,冤假错案亦不例外。事实上,十八届四中全会亦明确要“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
为此,肖永平建议,在《法官法》或全国人大的立法解释中规定法官责任豁免制度,“赋予法官充分的职务保障,既是其职业特点的需要,更是保障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需要。”
其实,各国法官都不同程度地享有免责权,即法官在法律规定的特定条件下,因履行司法职务的不作为或不当行为,有不被追究、不承担民事责任的权利。
肖永平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和《审判纪律处分办法》也规定了法官“免责”的若干情况,但该司法解释能否得到其他部门的认可和执行,是存有疑问的,容易导致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扩大化问题。
“因此,对法官责任的追究应坚持‘法有明文规定’的原则,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官法》作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规定。”肖永平说。
在肖永平看来,与此同时,还应设立专门的法官遴选和惩戒委员会,专门负责法官的遴选及法官责任追究工作。
付子堂则指出,“惩”的同时,也应注意“奖”,要让那些没有办错案、比较优秀的法官得到真正可见的利益。
付子堂进一步建议,应建立法官错案信息年度备案制度和内部年度通报制度,“也就是通过制度设计,增加司法系统法院内部的透明度,使法官之间能够相互监督。”

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法院坚持以“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总目标,以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为主线,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共受理各类案件317.84万件,审结314.79万件,同比上升54.2%和52.7%,92.6%的案件经一审即息诉,经二审后的息诉率为98.9%,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39件、指导性案例8件,审判质效始终保持全国前列,法院工作不断取得新进步,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司法体制改革破冰前行
作为全国第一个开展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上海高院担负着为全国司法体制改革破冰探路的重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以来,上海法院先后推出了146项改革,为全国司法体制改革贡献了“上海司法智慧”。
上海法院以司法责任制为基石,推进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得到落实,直接由独任法官、合议庭裁判的案件占到99.9%。率先在全国开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2014年以来先后开展了三批法官入额遴选,共计2855名法官入额,2017年9月又在全国第一个启动从法官助理中遴选法官,157名法官助理经严格遴选为法官。通过多项改革举措全面推进最高法院四五改革纲要,率先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加强人权司法保障;2014年12月,在全国率先成立跨行政区划法院上海市三中院,推进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改革,保障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同月,率先成立了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体制机制改革,服务保障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2017年8月,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市开展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框架意见》。未来,上海法院将围绕国家战略和上海工作大局,进一步完善司法责任制,进一步深化诉讼服务改革,提升司法服务保障能力水平,为全面深化司法改革创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继续当好先行者、排头兵。
破解执行难成效显著
2016年,上海被最高法院确定为两年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重点推进地区。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上海法院实际执行率从57.4%上升至70.7%,剔除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后实际执行率达98.7%,执行质效居全国法院前列。
通过执行机构与裁决机构分设、建立执行警务保障体制机制和全市三级法院一体化的执行指挥体系等措施,建立了符合司法规律的执行权和审判权分离体制;建立完善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退出机制,优化执行权运行机制;建立完善网络司法拍卖机制,坚持“网拍优先、执拍分离”的原则,对符合网拍条件的案件实现100%全覆盖,不断深化执行体制改革。
同时,上海法院不断加大执行工作力度,持续开展严厉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反规避执行行为专项行动。通过完善执行工作制度、立审执衔接机制及执行联动工作机制,不断推进执行工作规范化。上海法院与公安、检察、司法行政、税务、工商、银监等46家单位签署了联合惩戒备忘录,共同推动执行难问题的解决。此外,运用科技手段建立了执行案款管理“E号通”,实行“一案一人一账号”管理机制,破除执行难内部藩篱。
现代科技助推审判能力提升
过去五年,上海法院坚持“科技强院”方针,不断推进“数据法院、智慧法院”建设,
坚持顶层设计、统一规划、整体推进,先后制定并实施两个“三年规划”,建成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大数据信息系统,完成了标准化大数据库、现代化数字机房、集约化云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全面运用智能审判支持、大数据语音识别、电子卷宗同步生成等系统,推动案件办理、审判管理、司法公开、司法服务、司法决策等法院各类业务的自动化、智能化。
2017年2月6日,上海高院承担了中央政法委交办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软件”开发任务,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一期工程的研发,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嵌入刑事案件办案系统中,辅助办案人员对证据进行审查、检验、提示、把关,以减少司法任意性,防范冤假错案,提升办案质效,促进司法公正。
目前,上海高院在继续完成二期工程的同时,拓展研发上海民商事、行政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充分发挥现代科技在辅助法官采信证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公正裁判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提升司法公信力。

人工智能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还属于一种辅助性、参考性工具。

近些年来,“人工智能”的话题持续发酵。尤其是在互联网、大数据、脑科学等新理论技术的驱动下,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呈现出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等新特征。相关学科发展、理论建模、技术创新正在引发链式突破,整体推动各领域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加速跃升。在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中,明确提出将“智慧法院”的建设列入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过去的2016年中,“智慧法院”的相关工作部署已紧锣密鼓地推开,[1]2017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加快建设智慧法院的意见》,提出以信息化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强力推动下,地方各级法院也纷纷启动了“智慧法院”的探索工作。不过一方面,虽然法院一直在试图将人工智能引入办案系统,但如何根据现有基础研究的成果,技术研发的不同特点,寻求智能系统切入司法领域的突破口,仍是司法实务界和法学研究领域尚在探索的前沿问题;另一方面,新闻舆论却又总喜欢用“机器参与司法审判”“机器人法官”[2]等字眼来概括和描述目前司法智能化工作,极易引发公众对司法裁判人工智能化这一问题的认知偏差。事实上,以现在人工智能处理司法过程问题的技术水平来看,讨论人工智能是否有取代法官裁判的可能性,并没有根据也没有必要。

法律人工智能在我国司法界的运用方兴未艾,开始初步形成了信息的电子数据化、办案辅助系统的智能化、实体裁判的预测与监督系统以及统一、电子化的证据标准等法律人工智能形式。然而,法律人工智能存在一定的现实困境。从数据层面看,当下的法律数据不充分、不真实、不客观且结构化不足。从算法层面看,法律人工智能所使用的算法隐秘且低效。从人才层面看,法律界、人工智能界互有疏离、隔阂。未来,我们应认识到法律人工智能在我国运用的长期性与艰巨性,在明确法律人工智能应定位于辅助角色的同时,在技术层面上改进算法并培养法学与计算机科学知识相融合的人才。

近年来,人工智能在我国司法领域得到快速应用。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提出建设智慧法院与智慧检务,一些法院推出自己的人工智能法律工具,如北京法院的睿法官智能研判系统、上海法院的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苏州法院还形成了以电子卷宗+庭审语音+智能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智慧审判苏州模式。但从实际情况看,司法人工智能尚需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笔者认为有必要区分两个不同面向的问题,即裁判人工智能化的可能性,以及裁判人工智能化的必要性。这两个不同问题,其实是代表了两种不同取向的研究,即以学术研究为导向和以应用为导向的人工智能化路线。前者要证明的是人工智能可以或者可能实现法官的推理,甚至哪怕只是推理的一个片段。其目标似乎只是想看看智能技术在与法学结合的道路上能走多远,它可以是个人的、主观的;但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创造出一个可操作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系统,那么仅以上述学术研究为导向的方法论可能就不够了。因为这并非纯粹是一个自由选择或是个人偏好的问题,而是需要决定哪一种技术方法可能会最大限度地贴合司法实践中的操作。法官在判案时是否真的需要人工智能的辅助?系统实际使用者的真实需求又是什么?这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困难的问题,但也应是裁判人工智能化应用研究的起点。在笔者的另一篇文章已集中讨论了机器在模拟司法裁判上的技术缺陷和问题,[3]笔者将会继续结合国家对于整个司法结构与功能的预设,来讨论人工智能切入司法裁判的需求背景以及可能出现的发展方向。

目次

概括起来,我国司法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司法信息数据化。运用技术手段将纸质卷宗等数据化,为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应用打下数据基础。二是文书制作智能化。实现裁判文书中当事人信息、诉讼请求等固定格式内容一键生成,并按法律要素对法律文书进行结构化管理,辅助法官完成法律文书撰写,提高办案效率。三是辅助裁判智能化。法官办案时,智能辅助系统依托自身的审判信息资源库,自动推送案情分析、法律条款、相似案例、判决参考等信息,为法官提供统一、全面的审理规范和办案指引。同时,当法官的判决结果与同类案件判决发生重大偏离时,系统会自动预警,起到智能化监督效果。

一、裁判人工智能化的需求背景

一、人工智能方兴未艾的运用

当前,人工智能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还属于一种辅助性、参考性工具,只是为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工作者提供行动参考,仍属于一种统计型、材料准备型、文字模板型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应用还面临很多挑战。为了更好发挥其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能的积极作用,还需要处理好数据、算法、人才等方面的问题。

“决策辅助”的先决条件

二、法律人工智能的现实困境

解决好数据问题。人工智能兴起的重要原因在于数据的爆炸式增长。有优质的大数据,方有人工智能。当前,尽管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做了大量司法信息数据化工作,但相对于深度运用人工智能的技术要求而言,实际上还处于数据比较匮乏的状态,司法数据的质与量都还存在不足,许多司法信息没有数据化。只有当司法数据的质与量都有了充分保障,司法人工智能才可能迎来飞跃性发展。此外,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要前提是数据具备可识别的特征。对人工智能而言,识别自然语言已属不易,识别专业法律术语更是难上加难。这就需要通过人工方式事先对众多案卷材料中有法律意义的语言进行筛选分析,对属于法律上同一概念的语言进行归类整理,形成法律知识图谱,促进司法数据结构化。

司法裁判是一项高度复杂的工作,无数的法学家们在这个领域倾注着脑力竞赛。在司法领域的核心词汇一般如,“正义”“合理审慎”以及“犯罪意图”等,都来自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在法律推理的过程中,还涵盖了多种认知技能,如评判事实、条文解读、类比推理以及辩证思考。除了复杂性以外,司法裁判的另一特点就是其社会影响力。个案中涉及的利益、情感以及最终的裁判结果,都会影响到整个社会对司法工作人员的整体印象,以及社会对司法系统的看法。

三、中国应该如何运用法律人工智能

解决好算法问题。人工智能需要算法作为重要支撑。算法的作用在于正确认识、提炼、总结法律决策的规律,并据此归纳人类法律决策的模型尤其是成功模型,从而为司法裁判提供参考。采用何种算法,是决定司法人工智能效果的关键。目前,在国内司法人工智能发展中,算法还处于一种云山雾罩的状态。由于算法一般是科技公司的核心技术成果,公众对算法只能获得有限的信息,甚至不清楚科技公司到底采用了何种算法以及该算法的实际效果如何。司法工作人员往往也不具备专业能力去研究、认识那些复杂的算法。因此,对算法是否科学、准确、高效、成熟,是否排除了不正当歧视和偏见,必须形成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

司法活动的这些特点表明对它的研究和应用需采取谨慎的态度。虽然已有不少人工智能的研发目标定位在“决策辅助”,即由计算机自动组织和协调多个模型的运行和存取,处理数据库中的大量数据,提高数据加工深度,从而达到辅助使用者决策活动目的。但若仔细推敲,之所以使用决策辅助,除了该系统本身技术可靠外,还应产生“决策辅助”的需求,这包括以下两个条件:

一、人工智能方兴未艾的运用

解决好人才问题。司法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法律人才,也需要技术人才,还需要既懂法律又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只有当法律人才与技术人才紧密结合、相互理解,充分获知对方的需求与期待,认真解决实践中的难题,人工智能才能在司法领域大展拳脚。进一步推进司法人工智能发展,尤其需要法律与技术复合型人才长时间的投入与坚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1.使用者清楚地意识到有寻求“决策辅助”的必要决策环境复杂

在Alphago战胜围棋高手李世石、柯洁之后,人工智能进一步成为当下热议的话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人工智能在人类社会活动的很多领域已开始得到较多运用,诸多互联网企业和国家对之也是高度关注。[1]在此背景下,中外学界开始讨论、探索人工智能在法律领域中的运用问题。

责任编辑:何周重

因专业知识不足等多种原因难以形成决策。

据BBC报道,一种名叫Case Cruncher
Alpha的法律人工智能“机器律师”与伦敦的100名律师就“基于数百个PPI错误销售案例事实来判断索赔与否”的法律问题展开比赛,结果“机器律师”法律AI以86.6%的准确率领先于律师的66.3%。[2]弗吉利亚理工大学发现分析中心的学者通过数据驱动结构的机器学习分析了美国最高法院以往做出的裁判,并以此预测未来的判决。其AI通过对裁判文本的仔细分析,计算每个在裁判中出现的与争点相关的语词,并权衡其在争点中的权重,进而透视每个大法官对争点关注的强弱程度,再结合大法官的投票行为,挖掘文字表述的实际意义。最终,AI不仅能够更好地发现不同大法官的裁判立场与观点,预测其未来投票趋势,还可以更清楚地表明谁是裁判决策中的摇摆者与妥协者,甚至大法官们在哪些问题上更容易妥协也一清二楚。基于此,AI可以预测最高法院未来的裁判,其准确率达到了79.46%。[3]此外,美国芝加哥的伊利诺理工大学与南德克萨斯法学院利用1791至2015年的美国最高法院数据库,合作开发了一种算法,该算法再现了从1816年到2015年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28000项决定和240000次投票,正确率分别达到70.2%和71.9%,这高于法学家们66%的预测准确率。[4]Lex
Machina公司在知识产权法律领域也通过人工智能预测裁判结果。[5]有国外学者甚至认为,人工智能在预测案件判决结果上已经超越了人类专家。[6]

2.使用者有从该“决策辅助”系统获取信息支持的强烈动因其实日常生活中的多数情况下,我们都在不断地决策,但真正需要寻求决策辅助情形并不多见。例如,我们都有过因出门担心下雨而犹豫是否需要带伞的经历,在自己没有专业气象知识,无法通过观测天象来预测的前提下,便会寻求天气预报的帮助以辅助决策。但请注意,这只是“决策辅助”存在的必要条件。因为假如我们选择开车出行,且上下车的过程都可以排除下雨的干扰,那么即使今天真的会下雨,我们也不太会关心天气预报中预测下雨概率的准确性,此为上述的动因条件。

上述事例显示,在域外,随着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法学家与其他领域的人士已开始探讨如何将人工智能运用于法律裁判领域,但这其实并不新鲜,计算机甫一普及,美国法学界就开始讨论法律推理与思维是否可被机器所取代的问题。[7]20世纪70年代,Anthony
D.Amato提出,人类法官是否以及应该被机器法官所取代,以消除法律的不确定性。[8]但这一设想是否正确以及可行在美国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有时还被上升至哲学层面讨论。如J.C
Smith指出,“电脑可以/应该更换法官”的见解是基于笛卡尔的“灵体二元论”和“莱布尼茨的谬误”,二者犯了智力可以独立于人体而存在和所有的人类思想都可以通过一种通用的语言来表达的错误。[9]

法官判案是否需要“决策辅助”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法律界对人工智能的运用已不再局限于对裁判的预测,在其他领域也能看见其活跃的身影。汤森路透公司已将IBM的认知计算系统——Watson系统用于法学学术研究,Ross
Intelligence亦将IBM
Watson的Q&A技术运用到破产法律的研究中,通过对法律文件的学习,其能自行识别出法律信息的重要程度,从而提高了律师案例检索的效率。[10]在一般的法律服务与活动领域,人工智能更是显示出了自身的巨大优势。在民事法律领域,很多公司已开始运用人工智能审查合同,如摩根大通开发出的商业贷款合同审查系统几秒钟就能完成曾经需要用36万小时才能完成的信贷审查工作[11]。在刑事法律领域,人工智能主要运用于一般的警务活动、羁押必要性审查以及量刑后假释等活动中。在警务活动方面,加州圣克鲁斯大数据创新企业Predpol所研发的犯罪预测软件,能够通过对犯罪历史数据的分析,逐个小时计算出哪里最可能发生犯罪活动。从理论上来说,警方只需经常在这些地区进行巡逻就可以提前阻止犯罪,圣克鲁斯、洛杉矶和亚特兰大等使用该软件的城市都降低了犯罪率。[12]在保释与假释决定中,美国一些州法庭使用算法来确定被告的“风险程度”:从这个人会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到被告会如期出庭的可能性等各个因素,进而决定是否对其保释或假释。[13]此外,法律人工智能还被用于法庭量刑,如美国的一些州正在使用“风险评估工具”(Correctional
Offender Management Profiling for Alternative Sanctions, or
COMPAS)来确定刑期。[14]这种“风险评估工具”是在参考了数十年的量刑案例后所设计的一种算法,该算法结合了十几个参数,进而转化为被告在一定时期内重新犯罪的可能性。[15]现在,“法官正使用这些法律人工智能量刑系统帮助他们作出量刑决定,尽管法官仍保有其自由裁量权,但这种法律人工智能系统对实际量刑决策的影响正在扩大”。[16]

相关文章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