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个人和企业的知识产权被侵犯后手机版下载,如果法院以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

2018年7月13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知识产权 [ 导语 ]
知识产权意义上的损害,实质上是对知识产权所蕴含资产价值的损害。损害赔偿客体的资产价值特征,是关于知识产权市场价值观的基本认识;损害赔偿数额的认定,包括价值判断标准的法理论与价值计算方法的法技术;司法定价的运行模式,即是以知识产权的“合理价值”为基础,计算其收益能力在特定时间的市场条件下的货币表现的分析框架。基于此,形成损害赔偿数额计算的“三步观察法”,即市场类型分析法、市场占有份额分析法和市场交易机会分析法。[
内容摘要 ]
知识产权意义上的损害,实质上是对知识产权所蕴含资产价值的损害。本文介绍了形成损害赔偿数额计算的“三步观察法”,即市场类型分析法、市场占有份额分析法和市场交易机会分析法。[
内容 ]

97%以上的专利、商标侵权和79%以上的著作权侵权案,平均赔偿额分别为8万元、7万元和1.5万元,赔偿数额低使企业虽赢了官司,却丢了市场。这一尴尬局面该如何破解?
4月22日,在中央政法委宣传教育指导室和最高法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主办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讨会”上,多位法学专家建议,应从市场价值的角度估算知识产权案赔偿数额,同时对恶意侵权和反复侵权者,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以三倍或两倍赔偿数额,防止继续从事侵权活动。
现状: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数额与美国的相差近百倍
长期以来,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数额低是困扰我国司法实践的难题之一。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吴汉东介绍,我国97%以上的专利、商标侵权和79%以上的著作权侵权案,由于难以证明侵权所造成的损失和侵权人违法所得,不得不采用法定赔偿标准,平均赔偿额分别为8万、7万和1.5万,诉求比例不到35%,低于企业同等专利授权费、培育商标知名度的广告费或同类作品平均稿酬。
而2009年至2013年间,美国专利诉讼全部赔偿数额的中位数高达430万美元。吴汉东说,与发达国家知识产权诉讼的判赔金额相比,我国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数额较低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
中国社科院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李明德说,学术界和实务界还一致认为:“知识产权侵权屡禁不止,原因之一是损害赔偿的数额过低,不足以有效威慑侵权行为。”
成因:填平原则低估了受侵犯产品的实际价值
吴汉东说,产生损害赔偿数额偏低的原因,首先或是知识产权本身商业价值不高,即高水平、高价值、高效益的知识产权为数不多,尚不足以构成大规模高赔偿额裁判的价值基础。此外,我国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认定未能借鉴专业化的无形资产评估方法,以保证判赔数额认定的科学性。
与会专家还指出,我国目前有关知识产权计算损害赔偿的填平原则,大大低估了受到侵犯的作品、专利技术、外观设计、商标和商业秘密的实际价值。
李明德介绍,我国目前有关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认定方式,通常采用“填平原则”,即权利人损失多少,法院责令被告补偿多少。如果原告的实际损失难以确定,则以被告的利益所得加以确定;如果原告的损失和被告的利益所得均难以确定,则参照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加以确定。
除上述认定方式外,我国《著作权法》、《专利法》和《商标法》还规定法定损害赔偿,如50万元以下,100万元以下1万元以上,以及300万元以下。
李明德认为,法定损害赔偿的规定虽然预留了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让法院可以在法定数额的范围内,考虑侵权的各种因素,适当增加损害赔偿的数额,但在填平原则的支配之下,法定赔偿数额的确定,还是以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利益所得,或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确定的。
“从侵权案件不断发生的情形来说,以‘填平原则’确定知识产权的损害赔偿数额,不仅不能有效补偿权利人的损失,还难以有效遏制侵权。”李明德说,因为侵权人是在利益驱动下从事侵权活动,如果侵权人感受到在支付损害赔偿后,还有利益空间,必然会继续从事侵权活动。
途径:从市场价值角度确定损害赔偿的数额
凡是受到他人侵犯的知识产权,必然是有较高市场价值的知识产权。
李明德说,按照常识,侵权人不会,也没有必要未经许可而使用那些无人问津的作品、专利技术,也不会仿冒那些没有什么市场价值的注册商标和商号,更不会冒着风险去盗用没有什么市场价值的商业秘密。因此,市场价值法是评估赔偿数额最为有用的方法。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林广海也认同李明德的观点。他说,市场价值是从财产属性和市场交易的视阈来确定侵权赔偿的边界,相比于惩罚性赔偿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以及可预见性,能更好兼顾和平衡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的创新激励。
“如果法院以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而非以其本身价值,就可判给权利人以合理的损害赔偿数额。”李明德说,由此而确定的损害赔偿数额也会让侵权者认识到,与其侵权而支付高额的损害赔偿,不如寻求许可,在支付了合理费用之后适应相关的作品、专利技术等。
针对那些恶意侵权者或者反复侵权者,李明德建议法院适用两倍到三倍的高额损害赔偿,迫使他们或者走上破产的道路,或者回到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之中。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多位法学界人士22日在京表示,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数额计算是当下我国知识产权案件审理的难点,要建立科学的损害认定机制来维系知识产权的应有市场价值,改善知识产权驱动创新发展的法治环境。

在市场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下,企业之间都有强大的竞争力,其中就有不少缺乏职业素养的职工通过买卖商业机密来获取报酬,这在法律意义上违法的。那么,商业秘密损失赔偿市场法的标准是什么呢?一般来说,商业机密损失费的赔偿需要根据商业机密漏失做带来的实际损失为主。

在实践中,知识产权作为一项民事权利,常常容易被侵犯。那么,当个人和企业的知识产权被侵犯后,可以以获得哪些赔偿呢?知识产权侵权后的赔偿标准是什么,赔偿范围是什么?请大家阅读下面的文章了解!

制裁侵权行为,实现赔偿救济,是目前知识产权司法裁判最为重要也是最受困扰的问题。“要破解这一难题,必须重塑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价值理念,完善适应知识产权这一特殊财产权的性质和特点,符合市场规律和满足权利保护要求的损害赔偿计算机制和证据认定采信规则,使损害赔偿数额与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相契合”。[1]本文试以市场价值学说为分析工具,探讨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认定的价值理论基础、价值判断标准和价值计算方法,在制度创新与法律改革方面寻求司法定价的规则重构和功能调整。

“保护知识产权本质上就是保护权利人对于知识产权超额利润的正当利益。”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林广海在中央政法委宣传教育指导室和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22日主办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讨会”上说,“侵犯知识产权本质上就是盗抢他人合法财产,侵权人的赔偿必须高于市场交易平均价格和成本。”

一、目前,暂无商业秘密的具体标准,在确定侵犯商业秘密的损害赔偿额时,应当充分考虑以下各方面的因素:

一、知识产权侵权赔偿的标准

一、损害赔偿客体的资产价值特征

林广海认为,司法的终极关怀在于公正,赔偿数额符合市场价值规律,人民群众就可以感受到公正,违反市场价值规律,人民群众就感受不公正。在目前的环境下,司法裁判所确定的赔偿数额是体现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的一面重要镜子,市场价值的形成和确定强烈依赖权威的“司法定价”。

1、商业秘密权利人的侵权行为而遭受的损失。这主要是权利人可计算的财产、收入方面的损失。包括:(1)研制开发成本,如花费的时间、金钱和付出的财力等;(2)现实利益损失,如生产成本的降低、销售额的提高、利润率的增加等;(3)将来可得利益的合理预期。

赔偿标准是损害赔偿的核心问题。作为一种衡量知识产权侵权损害的准则,它直接影响到赔偿范围以及赔偿数额的确定。

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系从权利人所受损害即不利益结果之证明开始。损害就其本质而言,是侵害行为所造成的一种后果,这一后果具有对权利人不利益的属性,[2]无损害即无赔偿责任。无论是侵犯所有权行为,还是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其损害赔偿责任均以损害为构成要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吴汉东在会上提出,我国司法机关于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认定方式和数额计算有两个特点,一是过多适用法定赔偿方式,二是损害赔偿数额计算偏低。

2、以侵权人因侵权行为获得的利润为赔偿额。具体计算方式可以为:销售量减少的数量乘以每件产品合理利润的乘积;销售减少的总数难以计算的,可以侵权人的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总数乘以每件产品的合理利润的乘积作为损失的赔偿额。

目前,在知识产权法学界,不少学者持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的多标准说,即将下述两者同时作为损害赔偿的标准:一是侵权人给权利人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二是侵权人因侵权行为获得的全部利润。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也实行这种双重标准。而且,由于计算实际经济损失的数额比较困难,证明加害人因侵权行为所获利益的数额相对容易,因此,法院在确定损害赔偿责任时往往是以后者为标准。笔者认为,这种赔偿标准的多重性以及标准适用上的厚此薄彼是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中存在的首要问题。作为一种准则,赔偿标准要求人们对同一类事物适用同一尺度。如果认为“标准”可以是多重的,这首先是对“标准”的误解。这种不正确的认识势必会引起实践中的混乱。当前因各地法院采用不同的损害赔偿标准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损害赔偿标准只能是单一的,而不应该是多重的。

损害的概念及其法律属性,在传统民法理论中得到了系统的阐述。一般认为,损害赔偿的客体,即表现为不利益的损害后果,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对民事权益的侵害性。侵权责任法提供救济的民事权益,“以权利为原则,以法益为例外”。[3]即首先是名义上指称的民事权利,同时也包括受到民法保护的人身、财产利益。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采取“例示主义+兜底规定”的立法方法,在广泛列举各种民事权利的同时,对“人身、财产权益”作了开放性的描述。[4]概言之,损害是侵害民事权益所产生的后果;二是损害事实的可确定性。侵权状况的发生和存在应当是真实的,且侵害后果的范围和程度应当是明确的。作为损害赔偿客体的不利益,必须“客观上确定或可得确定”。[5]民事权益是否受到侵害,其判断标准是为客观标准,无论是已然发生的权益损害,还是事实推定中“可得”而未得的权益减损,都具有客观真实性。“可确定性,是酌定赔偿额的依据”。[6]三是损害后果的可补偿性。损害赔偿的客体,是法律所规定并予补偿的不利益后果。在这里,损害后果应当是法律上可能补救的事实。对于民事权益的救济有多种方法,包括确认之诉、物权之诉和债权之诉。[7]一般认为,未造成损害的,适用停止侵权、排除妨害等;造成损害后果的,则适用损害赔偿责任,包括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8]在所有权侵权救济中,该项财产有物质上或价值上损坏事实的存在,损害之物件可以通过修复而恢复原状,并不以赔偿损失为必要。但在知识产权侵权救济中,精神产物不发生本身“损耗”之情形,亦不可能恢复侵权未始之原状,只能寻求法律提供赔偿损失的救济。

“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数额的司法定价,要以‘足以弥补’为度,把全面赔偿原则作为知识产权侵害赔偿的最高指导原则;以分类评估为准,让资产评估机构作为独立第三方,为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数额的准确性、及时性提供保证;以多种赔偿并用为宜,坚持补偿性赔偿规则的主导地位,补充性适用惩罚性赔偿规则;以民刑相辅为要,突出刑事处罚在打击和防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的重要作用。”吴汉东说。

3、未能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所获利润的,可参照商业秘密许可使用或者花费的的合理费用来确定。当商业秘密权利人与他人曾签订商业秘密许可合同时,可采用此种方法计算赔偿额,一般情况下,其许可费用是多少,可推定该数额为赔偿数额。当然,在用该方法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综合考虑侵权人的性质、情节以及商业秘密许可的性质、范围、时间等因素,在不低于许可费用至该许可使用费的3倍幅度内确定。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请求及具体的案情,将权利人为进行调查、制止侵权行为、聘请律师费等支付的合理费用计入损害赔偿数额中。

如前所述,在采用双重赔偿标准的情况下,法院多选择侵权人因侵权行为所获得的利润这一标准。实际上,侵权人的获利存在着多种情形:获利与受害人的损失大体相等;获利小于受害人的实际损失;无获利,但已给受害人造成损失。在后面两种情况下,若以侵权人所获利润作为赔偿标准,则将导致损害赔偿额小于受害人的实际损失。这也是产生现实中原告“赢了官司却输钱”这一不正常现象的原因。例如,在一起由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著作权侵权案中,法院以被告的获利为依据判决被告赔偿原告2万元,而原告提供的仅因诉讼所花的各种费用就达5万多元。由此可见,以被告获利作为损害赔偿的标准达不到“补偿”受害人的目的,这有悖法律保护权利人合法权利、制裁违法行为人的宗旨。

对知识产权的损害主要是一种财产损害,即可以用金钱的具体数额加以计算的实际物质财富的损失。这种实际损失不限于侵权行为完成时已发生的财产损失,还包括未来的可得财产权益的损失。与动产及不动产所有权的损害不同,知识产权意义上的损害是一种对知识财产或无形资产的损害,其实质是对知识产权蕴含的资产价值的损害。知识产权在价值形态上表现为无形资产。在经济学那里,无形资产是关于企业拥有的智力资源的总称。《国际评估准则》将无形资产称之为“是以其经济特性而显示其存在的一种资产,无形资产不具有实物形态,但为其拥有者获取权益和物权,而且为其拥有者未来收益”。国家财政部颁布的《资产评估准则——无形财产》,将无形资产表述为“特定主体所控制的,不具有实物形态,对生产经营长期发挥作用且能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严格来讲,无形资产是会计管理中的定义,经济学理论通常将其称为“知识资产”或“智力资本”,泛指各种非物质形态的未来收益要求权。[9]知识产权的资产价值,即市场上得以量化的价值,是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与损害认定的基础。首先必须承认,知识产权是无形资产产生的前提。没有法律授予的知识产权,就不会有法定无形资产;但有了知识产权,并不当然形成有价值的无形资产。知识产权的产生,以国家主管机关授权为依据,这是一种法律上的认可,而知识产权转化为无形资产,是以具有商业价值为标准,这是一种市场上的认可。可以说,知识产权为权利人带来某种经济的可能性,要使这种预期收益的可能性成为产生收益的现实性,则要采取措施和创造条件,促使知识产权转化为无形资产。[10]知识产权的价值实现,通常有以下三个路径:一是应用化,即知识产权所涉及的知识、技术应用于生产经营之中,体现或基本体现其使用价值;二是商品化,即通过知识产权许可使用或转让,在商品交换中实现其资产价值;三是资产化,即知识产权虽未及使用,但经评估或合同确认其价值,且企业将这一价值计入“无形资产”账户。[11]知识产权的价值形态、价值实现和价值变量,是我们考察知识产权损害的重要内容。概言之,价值分析是知识产权损害获取金钱救济的逻辑起点,其基本要点是:

对于知识产权的价值评估问题,多位与会人士认为,市场价值法是一种较好的评估方法。

4、定额赔偿。定额赔偿是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酌情确定的赔偿额。在知识产权案件中,经常会出现原告的损失和被告的获利均无法查明的情况,根据《专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和专利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专利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确定给予一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那么,知识产权侵权损害的赔偿标准应该是什么?通过下述三个方面的分析,不难得出这一问题的答案。首先,从经济等价规律来看,该规律要求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要付出同等的代价,该代价和受害人应得的代价大致相等(这即为对价)。对价始终是决定赔偿的基本要件。其次,从“等价有偿”这一民法的基本原则来看,根据这一原则,一方面,在合法的经济活动中,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以外,取得他人财产利益的一方应当向对方给付相应的价款或者其他财产利益;另一方面,在违法的民事活动中,行为人对因其行为引起的损失必须赔偿,而且,赔偿范围应与损失范围相一致。再次,从“损害赔偿”自身来看,所谓“赔偿”意为“补偿”、“填补”,“损害赔偿”即指通过补偿受害人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损失,使受损害的权利恢复到侵权以前的状态。由此可知,只有侵权人给权利人造成的实际损害(包括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作为损害赔偿的标准才能同时满足上述要求。确立了这一标准,就为尔后的损害赔偿的范围与赔偿数额的科学认定提供了公平合理的客观经济基础。

关于损害之对象——无形资产价值。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是为权利人不利益之后果。在价值分析理论中即是受到侵害的无形资产价值。知识产权为特定主体所控制,且具有知识形态的非实物资产特征。可以认为,侵权损害的对象,应是进入一定市场并获得或可能获得收益的法定无形资产,而不是记载或含有知识、技术、信息的载体或产品本身。在侵权行为类型中,对于财产所有权的侵害主要表现为侵占、妨害和毁损,这些行为往往直接作用于客体物本身;而对知识产权的侵害主要表现为剽窃、篡改和仿制,这些行为作用于智力成果的思想内容或思想表现形式,与智力成果的物化载体无关。在通常的情况下,侵权人对他人智力成果的非法使用,并不可能排斥权利人对其智力成果的合法使用。在一定时空条件下,会出现多个行为人同时使用同一智力成果的情形,而不论使用性质如何。这种行为之所以被认定为侵权损害,其要害之处是:在法律上构成对知识产权独占性的违反,在经济学上构成无偿利用他人智力成果的“搭便车者”。[12]在这里,不利益后果之损害,其对象就是独占性权利,即无形资产价值。诸如专利权在相关技术市场产生的支配地位和独占利益,著作权在文化产品传播中的影响效果及其带来的市场价值,商标权所承载的商誉及其形成的市场份额等,这些无形资产价值都应是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进行损害考量的对象。

林广海说,市场价值是从财产属性和市场交易的视阈来确定侵权赔偿的边界,相比于惩罚性赔偿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以及可预见性,能更好兼顾和平衡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的创新激励。

对于上述损害赔偿额的确定方法,一般按照以下先后顺序予以采用:以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推定损失优先确定;不能确定的,可以采用侵权行为人的实际获利或商业秘密许可使用费的方法确定;上述两种方法均不能确定时,则考虑采用定额赔偿的方法,根据商业秘密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确定给予侵权人1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赔偿,以切实保护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二、知识产权侵权赔偿的范围

关于损害之范围——长期资产价值。从无形资产管理角度看,知识产权是能够长期使用并且预期带来经济效益的非货币资产。知识产权是不具有实物形态的无形资产,依会计管理,可作为长期性资产。凡长期性资产可在一定经营周期中获取经济利益,因而有别于流动资产。但是,知识产权虽为长期性资产,但又区别于货币性资产。后者是指资产所有人拥有的现金、银行存款,以及将来可以固定或可确定金融收益的资产,如应收账款、长期投资等。[13]与货币性资产不同的是,知识产权的资产价值实现虽是可以预期的,但不是固定或确定的。关于知识产权损害范围的认定,实质上是对长期资产价值的认定,必须在一个合理的期间范围内进行考量。资产价值的长期性,在时间维度上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客体存在的自然周期。知识形态资源是一种信息产品,但不会发生有形损耗,也不会产生事实处分。但是,信息虽不被消灭,但也会出现衰竭。因此,在认定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范围时,应考虑相关客体的自然周期,例如专利权中的技术生命周期、著作权中的作品影响周期、商标权中的商誉存续周期。一般而言,技术生命周期和作品影响周期会呈现出从高到低的盛衰过程;而商誉存续周期,则可能由于品牌维护和经营,表现出持续而不断高涨的态势。总之,长期资产价值的阶段性、成长性等,影响着损害范围的认定。二是权利保护的法定周期。知识产权时间性的特点表明,这种权利仅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受到保护,一旦超过法律规定的有效期限,这一权利就自行消灭,相关智力成果即成为整个社会的共同财富。在知识产权体系中,法律对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都规定了长短不一的保护期。需要说明的是,商标权与其他知识产权不同,可以在有效期届满后进行续展,从而延长其实际有效期。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法官通常是在权利法定保护期限内结合信息产品的寿命周期来认定损害范围的。

“我国目前有关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计算方式,通常采用填平原则,即权利人损失多少,法院责令被告补偿多少,这大大低估了受侵犯作品、专利技术、外观设计、商标和商业秘密的实际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主任李明德说。

二、商业秘密赔偿数额一般以己方受到的损失和侵权获得的利益为计算依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被侵害的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并应当承担被侵害的经营者因调查该经营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但这仅仅是原则性规定。最高法院和地方法院对此作出一些相应的司法解释参考意见。目前普遍采纳的办法有:

与损害赔偿标准相一致,赔偿范围是以损失范围为准的。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财产权,其侵权损害表现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两方面,而且是以后者为主要的表现形式。

关于损害之事实——非确定性资产价值。损害作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其重要特征在于其损害事实的客观真实性,即财产侵害后果是可确定的,原告应当对损害的存在、损害的种类、损害的范围和程度承担举证责任。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损害事实是确定的,但损害数额则难以认定,这是由于知识产权价值变量的不确定性所引起的。在市场上可以有许多内容相同、功能相同、性质相同的有形固定资产,但不可能存在着内容、性质、价值相同的知识形态资产。知识产权客体是为创造物而非种类物,这就决定了不同知识产权之间无法进行资产价值比较。[14]同时,知识产权又是长期性非货币资产,虽能为权利人提供未来经济利益,但利益预期具有不确定性,有些知识产权的收益额及收益期会基于各种原因产生波动,有些知识产权则因缺乏商业价值而无法转化为有效益的无形资产。[15]概言之,正是由于知识产权价值变量的不确定性,在企业资产负债表中产生了“正资产”、“零资产”或“负资产”的不同情形,并由此出现司法定价对侵权损害“不赔偿”、“少赔偿”或“多赔偿”的差异性。在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司法裁判中,损害事实的可确定性与价值变量的不确定性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涉及损害构成要件,没有确定的损害事实发生,就无法提起赔偿损失的法律救济;后者涉及损害数额认定,需要从无形资产价值变量中计算出合理的金钱数额,以填补权利人的不利益损害后果。法官对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数额的认定,往往是基于合理的交易、惯例及公共政策所作出的一种裁判。著名经济学家康芒斯将“合理的交易、合理的惯例和相当于公共的社会效用”,即“合理价值学说”作为无形财产损害赔偿裁判的思想基础。[16]

他表示,如果法院能够切实依据相关作品、专利技术、外观设计、商标和商号的市场价值确定权利人的损失、被告的利益所得或者许可费用的合理倍数,就可以判给权利人以合理的损害赔偿数额。

(1)以被侵权人的利润的减少作为赔偿的金额;

由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智力成果以及工商业信誉是无形的,其本身也是无价的,因此,侵权行为对它不会造成直接的损害。对于直接损失,主要表现为因侵权行为使受害人多支出的费用。比如,受害人因制止侵权行为,为诉讼而调查取证所支出的费用以及因委托律师代理诉讼而支出的律师费等。这部分费用是因侵权行为而增加的,是被侵权人被迫扩大的支出,应列入直接损失范围。因此,如果只看到知识产权这种无形财产权被侵害时,没有象有形财产权那样直接表现为财物的毁损或灭失,因而认为知识产权权利人并没有遭受直接的财产损失,这是片面的。司法实践中,往往是只按照侵权人因侵权行为所获的利润赔偿受害人,致使受害人所获赔偿额不能弥补其所遭受的损失。这不能不说是与忽视知识产权侵权损害给受害人造成的直接损失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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